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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成為“世界工廠”已有30余年。30多年來，中國出口在全球出口的占比從不到1%上漲至2011年的10%左右，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工廠。2010年中國首次成為全球最大商品生產國，占全球制造業產出的比重增至19.8%。
中國制造的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一方面企業正在面臨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勞工成本提升，勞動力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中國制造亟須從低附加值的加工組裝向高端制造業轉型，以推動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由低端向高端的爬升。如何應對人口結構調整，并同時提升中國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是中國制造轉型與升級的一個關鍵。
如何實現這一轉變，我個人認為德國模式，尤其是其產業工人的培養模式是可以在中國復制的。
德國制造的基石：雙元制教育
德國以制造立國的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獲得了一次檢驗。促使全世界尤其是歐洲、美國開始重新反思其過往施行的“去制造化”的弊端。
當歐洲各國深陷經濟危機泥沼時，2011年德國GDP增速逆勢上揚3%，同期美國GDP增速為1.7%，日本則下降0.7%。對于美國大選中奧巴馬備受攻擊的高失業率問題，德國創造了令歐美意外的結果，2011年德國失業率由2010年的7.05%降至5.95%，同期美國為8.95%，歐洲15國為9.98%。尤其難以置信的是金融危機期間德國創下了其自1992年以來失業人數首次低于300萬的歷史最低點。
曾經一些研究認為，全球化浪潮會讓德國這種依賴傳統經濟而獲得高工資的國家風光不再，因為許多人認為未來可能屬于高科技和服務行業，而不是傳統制造業。但是2008年以來，持續經濟危機之下德國經濟的表現改變了人們的看法。德國經驗的核心是秉持傳統并以制造為核心，即爭論已久的制造立國模式。當英、法、美等發達國家先后將發展核心轉向高科技和服務產業，并深受經濟危機沖擊之時，德國模式的抗危機能力引人深思。
全球500強公司里有37家總部在德國，大多為制造型企業，包括大眾、西門子、巴斯夫、寶馬等知名品牌。與此同時，德國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在全球亦獨樹一幟，其中小企業數量在所有德國企業里占比81.4%，共雇傭了70%的德國工作人口。他們之中佼佼者雖名不見經傳，卻在各自的行業內占領全球市場的壟斷地位，被稱為全球“隱形冠軍”。德國的“隱形冠軍”至少有1200余家，占德國制造出口量的比重非常高。
德國制造創造今日輝煌的時間大約120余年。很難想象，120年前“德國制造”在歐美被視為“粗制濫造、質量低劣”的代名詞。19世紀中葉，與當時遙遙領先的英國工業相比，德國工業乏善可陳。
德國制造長遠成功的背后有其制度與文化的根源。德國前總理科爾認為，“發達的職業教育是德國經濟在戰后崛起的關鍵”，而德國研究者認為，“德國企業競爭力建立在雙元制培養的專業人才基礎上，他們使德國構建的現代工業體系成為現實”。鑒于職業教育對德國制造的重要性，本文將著重剖析德國職業教育的特征，以及對中國的借鑒性。
雙元制教育在德國經濟模式中非常獨特。所謂雙元制教育，即課程依照理論和實踐平行進行，學生在企業中接受職業技能培訓，在學校中接受專業理論和基礎文化知識培訓，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不萊梅大學教授菲利克斯·勞耐爾研究認為，雙元制教育中的“一元”是企業，另“一元”是職業學校，該模式核心內涵是——“把企業進行的職業技能和工藝知識教育與職業學校進行的專業理論和普通文化知識教育相結合。”
雙元制教育一經推出后即受到各級法律保護，《聯邦德國基本法》規定政府需將國民生產總值的1.1%，工資總收入的2.5%用于職業教育。并有一系列法律法規和配套的實施監督制度，明確規定了年輕人享有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
在德國有350余個行業參與雙元制教育，包括從面包師、水管工之類的藍領工種到保險銷售、銀行職員這類白領工種，跨度之大，包羅萬象。比如，2011年約有57萬德國學生進入雙元制教育體系，約占學生總數的65%至70%。
職業教育為德國培養了堅實的技工基礎。通過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對人才的培養，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杠桿作用被利用到了極致。這是“德國制造”稱雄全球的一個重要前提。雙元制教育在德國推行至今約42年，一方面奠定了德國工業的根基，另一方面也引發德國人的反思。比如一些人認為雙元制教育扼制了德國的創造力，使德國在高科技和IT領域并沒有呈現出與制造領域一樣的優越性。盡管在德國國內過去十年來接受雙元制教育的人群比重逐漸有所下降，但同期歐美國家卻先后開始引入并效仿其職業教育模式。
德國模式中國之鑒
“中國制造”在今天仍與廉價、低質密切相關，這與德國19世紀末的狀態相似。“德國制造”過去120年間走過的崛起之路對我們而言有特殊的借鑒意義。
中國制造的升級首先需要政府進一步深化市場改革，為制造業提供健康的發展環境，以遏制過去一段時間越來越嚴重的“去制造化”態勢。此外需要培養擁有專業技術的優秀產業工人梯隊。中國走制造立國的道路，需要先培養堅實的產業工人梯隊，而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先改革、完善我們現有的職業教育體系。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習德國的雙元制教育模式，不妨和德國企業和學校合作。應從制度和法律層面著手，由政府與社會、企業包括行業協會共同聯手來重建中國的職業教育體系。我的建議如下：
首先，政府與社會、企業必須認識到制造立國的根基在于教育之本，而專業嚴謹的職業化教育是中國由“組裝大國”轉向“制造大國”的一個重要前提。政府在職業教育領域必須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并在法律、投資方面予以高度重視，和企業及行業協會共同運作，避免職業教育脫離市場需求、流于形式。
其次，必須通過立法保障參與職業教育各方的權益，包括企業、產業工人及學校、行業協會等。保障學徒與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以及企業為學徒提供保障和發展空間；保障參與培訓的企業和學校之間的專業性；保障教育培訓與測試評估以分權的形式展開，以確保其公正性等。
再次，中國社會必須建立起尊重技工與制造的文化，在制造轉型過程中，政府應該向擁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企業傾斜其社會資源，同時應該鼓勵企業提高產業工人的生活保障及發展空間，創造企業財富藏富于產業工人的可能，使優秀的產業工人擁有體面的生活保障與社會地位。
我建議中國企業可通過與德國企業合作、合資的方式，將德國培訓產業工人的經驗引入中國，我們可以通過“以全球應對全球”的整合方式來提升中國的產業技工培訓能力。
此外，“德國制造”的成功與輝煌，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或制度的積累，其背后是一整套價值觀和理念。德國人做事向來尊重標準、一絲不茍，這種嚴謹的態度，大到哲學家嚴謹的邏輯體系，小到家庭主婦在廚房里對每味食材的精確稱量，它滲透于德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工業領域，德國人把這種精神演繹為成千上萬套不厭其煩、詳細精確的流程標準。這種精細與“憋得住”的價值觀和理念也是成就“德國制造”的一個文化基因。
今天是中國制造以及中國經濟面臨轉型的十字路口。2011年3月，英國《金融時報》曾對外宣稱，“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產國，恢復了中國曾一直保持到19世紀初期的地位，同時把美國趕下了其盤踞110年的最大商品生產國寶座”。這看起來更像是全球經濟史上一個歷時200年的輪回。上一次中國占據全球最大商品生產國寶座是在1820年前后，據麥迪森數據，1820年中國GDP占據全球比重為32.9%，緊隨其后的歐洲為26.6%。但此后英國工業的崛起使中國風光難續。
今天我們擁有重回巔峰的機會，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取勢于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以及在諸多行業均為世界最大市場的優勢，高度重視產業工人隊伍的培育，推動中國制造的全面升級。惟有當中國擁有一批世界級的優秀產業工人，并將制造置于全世界嚴格的流程與核查標準之下，中國制造才有可能在歷時200年的全球輪回中更好地把握這個歷史機遇。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